绚蓝天空

经理人百家心解（5）从很久远的时候开始，中国政治里就永远存在四种潜在势力；这四种势力相互对话，也相互争夺，相互制约，也相互促进，成为了支撑中国政治这个大戏台的四根台柱子。从黄仁宇的“大历史”以及很多现代历史学家的著作里，人们看到：在每个朝代，在士大夫阶层里，都有大批读过两句四书五经但一无学识，二无能力的混子。在局外人眼中，他们代表着那种有饭吃、有官当就什么都不追求的既得利益；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们那些既得利益，其实是靠一辈子人云亦云换来的极可怜的一小点福利。人类社会的无情事实，就是任何一个官僚体制里都缺不了成群结队的这样的小办事员。第二批人，能够较敏锐地发现现实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想采取改革。他们具有人文精神，想要负起责任，但由于利益牵制，眼界局限，纲领模糊，操作失当，往往不能成功。历史上的改革者往往属于这样的情况。他们是儒家精神的殉道者，但他们的牺牲，却叫社会更加对儒原有体制框架失去信心。第一批人把他们称为仁人志士，但谁都不想付出那样的牺牲；后来的革命者对他们也有尊重，但总是嫌他们骨子里仍然保守。在第二批士大夫失败之后，很快涌现出来第三批的势力。他们大多是具有社会关怀的青年学者。他们越发为国家前途感到担忧，越发同在体制大门外边的人们站在一起，越发同情下层民众他们的命运，甚至毅然决然摈弃原有体制，带领下层人民揭竿而起。他们是发动革命的人。但革命发动后怎样运行，怎样从急风暴雨式的局面转入到有秩序、有自由的发展，他们往往缺乏认知，来回摇摆。于此同时，另外还有第四批人。这批人数量可能极少。他们不是行动者，却是从思想上、理念上更冷静，批判原有体制也更彻底的人（当然也包括批判的吸收）。他们的使命，是从理论框架上提出原有体制的替代方案。如果他们与第三批势力结合得好，形成一种“马背上说诗书”的局面，那么就能发挥政策顾问，权力掮客，帝王之师，甚至革命进程的管理者的作用，引导一场社会变革较顺利地完成从急风暴雨式的局面到有秩序、有自由的发展阶段的过度。如果这四种势力在一起发生作用，就能为社会形成一种张力。张力越大，社会越强，越具有内在的凝聚力；政治上再风起云涌也不会把社会成员成阶层、成集团地抛弃出去，把他们变为“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牺牲品。但如果这四种势力相互瞧不起，拒绝合作，甚至为争夺利益，大打出手，社会自然也就变得支离破碎――老一代和青年一代，较保守的和较激进的，喊这个口号的和喊那个口号的之间就出现难以弥合的敌对情绪。最糟糕的一种局面，就是第二种势力与第三种势力之间搏斗不已，第四种势力又提不出高屋建瓴式的主张，结果之能事第一种势力不断地趁乱谋利。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传统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在一家企业里，人们也经常见到保守的和激进的两大势力你争我夺，闹得不可开交。倘若没有人站在这两种势力之外提出一个可以把他们都团结起来的主张，到最后，必然是等到两派都得精疲力竭以后，不得不把一无学识，二无能力的混子推出来了结残局。

――从“首席感情官”说起西方管理研究文献上，频频出现着一个新的字眼，叫“首席感情官”（Chief Emotional Officer）。在一个就连CEO都是新生事物的社会，跟大多数办企业的人说起什么“感情官”云云，是不是就像说天书？其实不是的。“首席感情官”这个字眼，固然叫人听着别扭，感到是西方商学院里的知识分子造出来的又一个说法，“太新”、“太不习惯”。但作为一个管理研究迄今为止尚未认真探讨的一个方面，“首席感情官”的提出却有着很深的渊源。这个渊源有研究上和实践上的两个方面。一，理论：又一个“达芬奇密码”？在研究上，首先可以追溯到西方心理学“情智”理论（Emotional Intelligence或EI）的提出和发展。国内学者就“情商”（Emotion Quotient或EQ，首先由英国人Keith Beasley在1987年提出）发表的言论似乎多于情智。在百度上检索EI，完全都是有关论文索引的的解释；检索情智，只有少量于教育相关的条目。可见情智至今尚未进入汉语词汇。但EQ仅仅是EI的一套测量标准。在国际上，正如人们对智商的关注无论如何不可能超过对智力的讨关注那样，占压倒多数的，是对情智的讨论。在西方学术著作中，情智的第一次使用是达芬奇1872年出版的《物种的起源》，其中就有关于人类在谋求生存和适应环境过程中，如何需要一种感情的和社会的智力的讨论。不过时隔百年以后，到1975年，在哈佛大学心理学家Howard Gardner发表的著作《心灵的框架：多元智力论》（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后，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才对传统智力定义发起攻击，智商随即也被认为无法完全解释人的认知能力。不过从这时开始，还要再等15年，直到1990年，当现在在耶鲁大学执教的Peter Salovey和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执教的John Mayer联署发表了他们的论文时，情智才被心理学家正式定义为一种智力。又过了五年，心理学家、《纽约时报》撰稿人Daniel Goleman出版了畅销书《情智》（Emotional Intelligence）。该书风靡西方，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世间超过一年半之久。后来，再经过《时代》周刊专题介绍Goleman的新书和Salovey和Mayer的研究，导致情智研究的全球蔓延，研究者也纷纷推出各种情智模型来说明自己的创见。根据Salovey 与另以合作者David Sluyter在1997年的定义，情智是一种能力――用以体察感情；启动和激发感情来协助思维；了解感情和有关感情的知识；在自我审视基础上进行感情控制，以促进感情和智力的发展。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们的定义特别强调的是情智对于认知的几乎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后来，有的研究者径直指出，所谓情智，就是整合思维与感情以做出最优决策的能力。心理学家的情智理论发展到现在，已经增添了一个更高的“社会智力”（Social Intelligence）层次。Goleman在2006年出版的最新著作的书名，就是《社会智力：关于社会关系的新科学》（Social Intelligence: The New Science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有些教育学家，也把情智和社会智力的开发并行作为早慧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二，知情为知之，不知情为不知在认识论的层次上，情智学者Goleman有一段高度哲理性的，近乎“古人云”的名言：“人之所思所行，其局限，在于人之未见未识。而正在于有所未见未识而不自知，人将永远不可从未见未识中解脱，除非对人之未见未识如何影响所思所行有所认知”。（The range of what we think and do is limited by what we fail to notice. And because we fail to notice that we fail to notice there is little we can do to change until we notice how failing to notice shapes our thoughts and deeds.）这样在实践层面上也就自然而然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从中古至今的各种组织的管理――从教会到政府，从军队到工厂，都是标榜统一理性而压抑个人感情的。以情智的观点来审视，这样的管理是不是造成了很明显的局限呢？局限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从企业到机关，从学校到家庭――人们越来越广泛地抱怨彼此之间缺少沟通，缺少认同，缺少合作，缺少和谐。尤其是作为社会上数量最多、用工最多、分布最广泛的企业，其间的人与人关系经常沦为极冷酷，而且相互承诺尽量要少的关系，是企业身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环境，但内部凝聚力却越来越贫乏、脆弱。哈佛商学院教授，领导力和企业变革研究大师John Kotter说：“当今市场的急速变化，关系管理的失败对企业造成的伤害甚至大于一切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就不再是战略问题，而变成了感情问题”。美国著名领导力研究者James M. Kouzes和Barry Z. Psner引用相关资料表明，在高层任命上对情智的忽视是导致众多企业管理失败的相关性极强的一个因素。远的不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偏偏是伴随着大量的单位、企业的解体，以及大量友情淡漠、夫妻反目、英雄混打，小人得志的现象；还有很多的单位和企业，如果不是有行政的约束，也早就分崩离析了。这应该不只是巧合，也无法说是正常。尤其是在大企业里，管理体制就连普通员工都经常说“业余”，到最后出现的局面（特别是高层团队），不是独角戏，就是走马灯，再就是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一条破船摇摇晃晃划到江心然后“顺势沉没”。这解释了，为什么直到现在，根据专门研究创业和企业家精神的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教授Lloyd Shefsky家庭企业在GDP贡献上都仍在美国占据半壁江山，有的调查甚至说北美家庭企业占所有企业数量的80%以上。而且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士正在变成创业主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坚持家和万事兴的信念，很多高增长的企业都是小企业，都是一家人精诚团结的结果。家庭企业为什么能在团队合作上保持较好的记录？其实，不能说仅仅因为它们是家庭。我们说过，不和睦的家庭在现代社会比比皆是，两代人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不可化解的矛盾也时候所见，不是说家庭关系就是家庭企业成功的天然保障。事实上，凡是那些成功的家庭企业都比别的企业花更多的精力来维护核心团队的关系，而且还经常在公司法定领导人（法人代表）之外有着一个经营公司成员感情纽带的核心。这也就是说，在企业里，在除了以冷漠的上下级为特征的工作流程的管理体系之外，还并行存在着一个更具心灵触动力的感情管理体系。关于“首席感情官”的说法，正是由管理研究者在家庭企业的研究中首先提出。三，谁是企业的“业余CEO”说家庭企业都要自己事实上的“首席感情官”，并不是说在其他企业中，一定都得到它们的决策层中去寻找首席感情官的影子。事实上，没有几家企业的决策高层里学心理学，或有过心理咨询师经验的人。就连有用户服务热线操作经验的人都很少。几乎在所有企业里，扮演首席感情官角色的人都是处于一个非正式的地位。他们有时甚至可以是一个老员工，老顾问，或连工资都不从这个单位开的表面上局外人，比如说CEO的姨妈。但他们无一例外是各种知识极丰富，社会技能极精湛的中年以上者。最好的情况，是他们也都能对决策层都能发挥相当直接的影响。在笔者曾经参与和接触企业和单位里，感情管理的成功与失败案例屡见不鲜：在一个国有单位，有一次一个部门经理因经营理念不同被辞退，被她推荐来的，在其他部门供职的几个同级管理人员也很快相继辞职，笔者向一辞职者询问辞职原因，答曰：“这里的工资又不是最好的，刚来的时候本来是追求的一种成就感，希望改革计划能够落实。没想到还没改两天就出内讧。我虽然与被辞退的经理只有一般关系，之前做过一年同事，但我佩服她的为人风格和工作热忱，看到它被辞退让我很伤心，感到这个单位没有希望，继续在这里工作是浪费时间”。第二个企业，虽然是两个亲戚联手创办的。但两人都是同辈，之间其实并没有多少了解。创办之初，在公司所在地住着一位长辈，因而从大面上两人都能说得过去，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工作，有记录，有规划，经营上有板有眼；而老辈人只管在楼下看电视就行。但过了几个月后，老辈人搬回老家去了，两个人就闹起矛盾来，也不在一起开会了。终于，当公司业务越来越多起来的时候，竟然就散伙了。第三个企业，是一家民营企业。它的法人代表是一个长着副学生面孔的，自我感觉极好，而且“花心四溅”的中年人，其实搞管理没有什么经验，在经营上也没有什么套路，但之所以能拉起一班人来创业，极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司里有位暗恋着他的女子；那位女子倒是与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打交道都有经验，网罗人才，倾听意见，也都可以做到。不幸的是，花心老板不以大局为重，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习惯，让暗恋他的女子在情智上大受伤害，整个公司的业务也就随即日薄西山了。以上案例，都发生具有极高学历者担任法人代表的企业里。这些案例也印证了Goleman在一项近200全球企业的调查中指出的，情智不够的人，尽管有一流院校的学历，有很多的知识，很果断的办事作风，以及有无穷无尽的好点子，结果还是不称职的企业领导人――因为他们一无自知之明，二无自我节制，三无工作激情，四不善解人意，再加上也没有“社会技能”（Social Skill）。因此，Goleman强调指出，情智是领导力的一个绝对必要因素。这也就是说，一个CEO可以不会技术（当然要懂生产），可以不会财务，但是他一定不能不具备相当高的情智素养和社会技能。这也是为什么在另一条管理研究的轨道上，那些具有美国军队背景的人强调：要想当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必须先要设想自己是个领导者，要学会像尚未任命的，事实领导者（uncrowned leader）那样行事。 认知并不是学习的终结。情智的作用也并不限于充当一种认知工具。心理学家指出，对情智的运用，不仅能帮助人体察别人和了解自我；也不仅能帮助人安抚别人和激励自我；更能够摆脱情绪冲动的影响，优化对人际关系的处理。这一点，从上面的讨论里人们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优化人际关系不但有利可图，而且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或许有人会笑：这还用说吗？诸子百家的道德学说大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但问题是，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各个单位、企业、学校、家庭的日常情况，看看世界上所有拼命挣钱、苦心算计的人们，却有谁在真的经营情感呢？尽管有古代圣贤和现代学者的谆谆告诫，人们在自己的未见未识的局限中不断打转，仍然得不到解脱。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经理人百家心解（4）一位现代社会的经理人，在读《老子》的时候，能联想到些什么？比如《老子》说：“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将这样的说法用在管理上，会有什么样的领悟？于是想到，对于普天下所有叫做组织的东西来说，管理都像是老子说的“一”，都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人们日常所说的一个组织的工作、维护、经营、发展，其实都是通过管理才能实现的。管理是所有组织不可缺少的“道”，虽然不同的组织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有朋友问：像这样的闲侃，“坐而论道”，有什么用？当然有用。倘若每一个组织的领导人都能像企业领导人看齐，都能认识到自己要学习管理，要按照管理学的原则约束自己，世界上的非理性大致会少一些。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晚年一直都在致力的一件事，就是纠正市面上有关管理的种种流行误解。他特别指出过，管理并不仅仅是像商学院定义的那样是“企业管理”；天底下需要管理的，更不仅仅是只有企业。事实上，德鲁克说，管理研究的起源都不在企业的。泰勒1912年在美国国会就他的“科学管理”作证时，他的“完美案例”就是作为政府机构的美国陆军Watertown军火库，和作为非盈利机构的Mayo门诊部。德鲁克进一步指出，管理者（或经理）这个词（Manager）的现代意义上第一次应用也不是在企业，而是20世纪初美国的城市管理者（City Manager）实验。管理原则（Management Principles）这个字眼的第一次有意识、有系统的应用，也不是在企业，而是曾担任老罗斯福总统的战争部长的Elihu Root主导下1901年的美国陆军的重组。世界上的第一个管理大会也不是由商界人士组织的，而是1922年由担任美国商务部长的胡佛和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联合召集的。世界上第一个从事管理咨询和管理研究的人，后来被称为管理学的预言家，是美国芙列特Mary Parker Follett（早期的哈佛女生），同时也是有关民主政治的理论家。芙列特讨论的是所有组织的管理，没有仅仅在纠缠企业。结果，特鲁克追溯到，经过了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美国社会对生意这个词（Business）的鄙视，政府组织的管理以及非盈利机构（如医院）的管理分别建立自己独立的学科，抑或叫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或医院管理（Hospital Administration）。直到德鲁克逝世不久前的90年代，社会上的流行观点还是所谓管理只不过是指企业管理，而不包括其他的组织。就像这样，管理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从覆盖一切组织的大道变成了小道；就像中国人观念中的政治，经过历朝历代的奸人捉弄，从“王者以百姓为天”的定义变成了阴谋诡计、相互倾轧的代名词。于是你是否想到，人们需要管理企业，人们也需要管理政府，人们需要像管理企业那样来管理企业。从根本上说，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是这个国家的股东，都在这个“大企业”里投入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以及难以度量的智力体力。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公司”的治理，“董事会”的决策，影响着13亿股东的收益。

经理人百家心解（3）在现代社会，公众制约政治有三个优越条件：一是没有那么多的人身依附。也就是说，没有那么多人非得靠仰仗自已一伙的首领（不管是传统的还是强迫的）来维系自己的利益――一个不以任何团伙利益为转移的公正的法制，以及一个能够容纳不同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市场，为人们提供了在公民权利和谋生手段上的最起码的保障。第二个优越条件，是一个国家毕竟只能允许一套政治系统的存在。不管承认不承认西方政治学里的“checks and balance”（官僚机构之间的制约和平衡），管理国家的复杂任务，根本不可能仅仅通过三五个人，一两个小班子就能够完成，层层叠叠、方方面面的checks and balance是事实存在的。于是一个庞大、臃肿的官僚体制，虽然做好事的能力有限，做坏事的能力也赶不上个人独裁式的体制。第三个优越条件，是除了革命时期的例外，从官僚体制中一般也不可能脱颖而出什么社会奇才；政坛人物的论学识、论胆识、论魅力大多都很平庸。所以在现代社会里，在个人生活的层面，大家都能活得较比潇洒，不怕以言获罪。尽管不断有人热衷政治，但社会上悄悄弥漫着对政坛的轻蔑和鄙视。久而久之，一个不那么让人振奋的现象，是人们政治冷漠的例子比比皆是；但与此同时，另一个让人宽慰的现象，却是再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卷入你整我、我整你式的狂热斗争。与此并行的一个过程，是大批独立企业，作为最广泛、最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形态，层出不穷地建立了起来。人们不再靠依附某一政治派别来谋取基本生存，而是通过参与不同的经济实体来满足生活要求。对于普通人来说，企业家自然而然也就变成了比政坛人物更具直接影响力的人物；普通人所在企业的决策正确与否，更能在日常层面上影响他们的生活。于是乎，虽然企业管理与国家政治相比，显得很小，甚至从宏观上说微不足道，但从整体上说，作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收入来源和就业保障，千千万万企业的总体管理水平，对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对于政治的开明向上，都具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一个官僚体制仍然覆盖广大社会的条件下，广大公民在实践中学习和积累经营企业、管理商业的能力，对于他们将来组织社团，参与政治都能提供一种过渡性的铺垫。其实，撇开“体型”大小不论，参与企业的管理比参与政治管理更难。两者的不同也起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员工（也包括高级雇员）和企业老板之间，经常存在着更多的在利益上的依赖。从法理上讲，一个公民，不论任何政治身份，只要拥有公民权，就能在任何企业就业；但从实际上讲，出于就业合同的约束力，一个员工又不能随意放弃现在就职的岗位，一旦放弃还要极大机会成本，牺牲不少个人利益。第二个不同，在于每一个独立企业（除了子公司、分公司、地区服务中心之类），都是一个各自独立的管理系统。很多企业的管理系统十分简陋。更重要的是，由于产权的关系，根本不存在对老板决策的任何辅助、限制和修正；经常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一种产权关系的必然结果，就是老板犯法，经常造成公司违法；老板进监狱，公司也就不得不关张。即便是上市公司，或者国企集团，在中国行政独大的传统影响下，董事会、投资者对CEO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第三个不同，更在于社会上的企业家完全不像官僚体制中经常见到的“好干部”的形象；他们出身各色人等，经常一个人兼备少年屈辱、青年磨难，九死一生，独战群雄的经历。有的人完全可以说是天才。除了在犯错误的时候，他们的个人意气完全叫周围的男生女生佩服得五体投地。没错，产权关系决定谁是老板，谁是打工者，但是它并不代表管理和被管理的界限，产权更不是老板在企业管理中的豁免权。企业管理不是不管决策，更不能不管老板。尤其是那些被老板请去当谋士、高管、CXO的人，倘若眼睛仅仅盯着一些日常业务，那是不应该的。他们还要出于对公司发展的全盘考虑，主动去影响公司老板（或CEO），促使他做出有利于公司发展的恰当决策。有人说这是不可能的，甚至说是“与虎谋皮”，但为什么不反过头来想一想，难道管理的核心不正是管理决策和管理老板么？倘若身为管理层成员而不能对老板决策、公司前途发挥些许的影响，那么，挣那份工资，享受那种待遇的目的，岂不完全是混混而已？于是想到《礼记》上的话：“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身为高层管理者，就是去参与决策的；蔫不出出地做个“好干部”，其实是失职。

管理人百家心解（1）世界上各个信仰的人都要赞美上天，或者人世以外的某种高高在上的力量。伊斯兰赞美安拉意旨，天主教、基督教祈求上帝保佑，中国没有人形的神祗，但时不常地，也要在说事的时候以“天理”的名义。即使以唯物主义的口吻高呼一声“天若有情天亦老”什么的，其中也包含着“老天是公平的”这样一个信念。比如韩非说：“天下有信数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心；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不能胜”（《韩非子》观行）。意思是天下有三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一是无论是有怎样的大智慧的人，总有办不成的事；二是无论是怎样的大力士，总有举不动的东西；三是无论是怎样强悍的人，总有对付不了的对手。说老天是公平的，也预示着这样一条公平的逻辑：或许不是在生命的起点，但至少在生涯的某一点上，所有人都会面临同样的危机和挑战。有的挑战并不带皮肉的痛苦，但也足够把事业退回原点，让所有的少年才气都付诸东流。由于工作关系，笔者不断地接触着名牌院校毕业的，正在创业的大大小小的科学家、发明家们，原本以为他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业务背景，社会关系，把一个半个企业折腾起来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但结果往往令人失望。有些人，尽管有得是宏伟抱负，未来视野，技术创见，也不缺工作热忱，还有一定的资本后盾，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的政府资助，在生意上还是跌跌撞撞的，犯很多不该犯的错误。有的人年纪轻轻就变得很固执，像晚年的毛主席。有时在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后，口干舌燥，半夜回家，躺在床上回忆他们的处境，不由得发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世界上那些名校神童，风流少年抱恨终生？什么原因让他们甚至在咬着泪水（同时也咬着牙齿）苦斗多年后仍做不成天下英雄？什么原因让他们最终把儿时幻想和青年壮志全都倒入酒杯，在社会渣滓汇集的那些场所消耗着惨淡余生？20年、30年、40年前的那些“天资”都到哪儿去了？其实，即使在与一位失败的天才谈话，你也能感到他身上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念头，或者见识，仍然在幽暗中的某个角落映射着熠熠光辉。那是他们的“天资”。然而即使在与一位尚未成功（甚至远离成功的第一站）的自恃才高的人谈话，你也能感到他身上有一些东西让他远离社会。正是那种自我屏蔽的围墙，让他们能在需要专注的时候摆脱世俗的影响和束缚，埋头追求自己的目标，尤其是那些非得需要毅力才能获得的东西，比如说学业或科研。但也是那种习惯性的自我屏蔽，让他们在需要跟芸芸众生打交道的时候，比如说做融资、做营销的时候，往往不能按照他们往昔不屑一顾的世俗的常理行事。这也就更谈不上利用世俗常理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了。这也就是说，天才与大多数人的世界的隔阂，尤其他们赖以取得第一步成功的，在心理和精神上的隔阂，恰恰成为了他们取得第二步成功的障碍。作为旁观者，想起来不免感到，倘若老天曾经对某些人真的有些偏爱，赋予了他们比别人更多的聪明才智，但一定会日后为他们设置比别人更多的陷阱，甚至包括受自己的捉弄。可以想见，除了那些毕生“单练”的天才之外，他们都有一个宿命。所有天才，只要想取得有社会意义的成功，尤其是市场经济里的成功，就一定要学会听取别人的意见，甚至接受别人的管理。在他们自己其实心里并不知道如何行事却偏要行事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接受世俗的捉弄。与他们在学业上的闪亮成就相比，接受这个现实，简直是一种屈辱的经历。其实，即使那些致死埋头在书斋里的哲学家或实验室里的科学家通常也要接受别人在生活起居上的“管理”；更何况在中国，科研机构也经常有些心胸不太宽阔，心理不太光明的行政干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营造出一个绝对属于自我的世界；每个人（包括天才人物）的生活都要接受社会的定义。在这一点上，我们真的可以相信：老天通常都是相当的公平。

美国的西北大学很多中国人不知道，但西北大学的Kellogg管理学院却在美国赫赫有名，甚至排名屡次领先哈佛商学院。当然，在美国叫工商管理学院或商学院与叫管理学院标志着办学思路上的分歧――管理学院更侧重实践以及教员、学生的实践经验。Kellogg学院有一位在本人职业生涯中迄今只出版了一本书的教授，名叫Lloyd Shefsky。他的书题为Entrepreneurs Are Made，Not Born，原意是企业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通过学习才成长起来的）。Shefsky是全美管理学院/商学院里第一个开办“创业诊断”课程的人，而且是Kellogg的一个招牌教授，专教高年级生。他去年曾到中国访问，在CCTV“赢在中国”节目中还露过面。只不过笔者直到现在才把当时与他的谈话笔记整理成中文（英文早已在China Daily上发表）。Shefsky说他本人并不介意自己的学生有无经商经验。没有也没什么，他觉得自己仍然可以给他们传授很多知识，尤其是启发他们重新审视原来选择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原来对成功的定义。凡属德高望众的学者，无非两类，一类是说实话，比如彼得·德鲁克说没有管理经验的人读MBA是浪费时间；亨利·明茨博格还说非但是浪费时间，而且还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危害，因为那些学生将来还要通过他们的职业到社会上去“瞎搞”。但另一类学者则比较超脱，“有教无类”，谁来都教，因为他们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为学生启发梦想、或调整思路。Shefsky当属这第二类。“即使你告诉他们学MBA没用，数以百万的青年也还是要来学”；他们有实际利益的追求。“我的目的是，”Shefsky说，“在最大程度上帮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有时效果也是惊人的，他说。有的学生上完他的课以后竟毅然决然放弃了在跨国企业任职的机会，转而走上更据挑战性，也更具想像力的独立创业的道路。“直到现在还没有出像比尔·盖茨那么成功的，但平均业绩都不错。”虽然学生辍学并非他的本意，但Shefsky说，世界的未来将仍然由小企业，特别是家庭企业（不一定是家族企业）占主导。在美国，表面上看是大企业横行的天下，但家庭企业仍创造着全国50％以上的GDP。“你们中国更得如此，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只要做得好的，也都得是这样，”他说。这样以来，教人创业就成为了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工作――虽然“创业”的含义并不仅仅是发财，也并不代表每个人的终极理想，但只有在一个基本和谐，具有基本自由和法制的国家，才能设想有大量公民在自己创业，创办自己的生意。而且，“经济越全球化就越会是这样”，他斩钉截铁地说。成功的中国企业家已经表现出比美国企业家都乐意利用国际资源，做国际市场的生意。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什么人才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呢？Shefsky根据自己的长期调查（他的书就是在对200多位成功企业家的访谈的基础上写成的），坚信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找到一种企业家人格，企业家禀赋，或企业家脾气。自己貌似谦谦君子，实际上在生意场上也是风云人物的Shefsky说：“单纯的性格分析是解释不了任何问题的”。有些性格成功的企业家有，成功的军人、政客、运动员也有，所以仍然不能说是创业成功所必须的，最重要的素质。更有甚者，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发展，高龄创业的现象也将越来越普遍。很多美国人都是到了退休以后才在有意无意中当上了企业家的。有的退休者甚至当上了为其他退休者创业专门提供服务的咨询师。最近亚马逊网上书店上有本畅销书，书名正是《点银成金》，讲的正是如何把老龄化（银发）变成个人创业的金矿。就连老年人都在创业，那么创业成功的窍门到底是什么？Shefsky说，无非就是不断学习，不断保持一副警觉的头脑。但这种不断学习的心态并不仅仅好奇心，或注意力广泛，而说到底，是一种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的承受力。因为很多新事物并不是以机会面目出现的，而是以挑战，甚至猝不及防的变故或威胁的形式出现的。一个企业家可以是任何一种人，甚至可以在生活习惯一成不变，做事风格无比固执，但在大事情上，他一定要能够承受不确定性，甚至喜欢不确定性，愿意根据新发现的市场变化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最终去驾驭不确定性。与此相关的一个要素，就是不怕失败。不但不怕失败，还要从失败中积极汲取教训。当然，他说，失败得越早损失越小。于是他建议创业中的企业家都要认真起草自己的商业计划，一来是为了让别人（投资者）严格质询自己，二来也是为了让自己思路更加清晰。难道就这么点对创业者个人的建议么？难道就再也没有更多的话说了么？Shefsky教授回答：看看你我周围的人，特别是想到有多少人都在自己创业，其实这种对不确定性的对应能力已经是很少见，很难做到了。难道不是么？

――政府干预，民间运动正在营造一个全新的环保经济财经杂志Business 2.0在2007年6月号评出全美100家高增长科技公司，以公司所在地而论，加利福尼亚占37家高踞榜首，依次下排马萨诸塞州8家，新泽西州7家，马里兰州6家，纽约州5家，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华盛顿州各占4家。加州之所以高增长科技公司聚集，与该地的商业环境大有关系，在最近美国天使投资商网络K4（Keiretsu Forum）北京分会的一次会议上，分会主席哈尔·雷蒙介绍说，几乎全美一半的天使投资活动集中在加州，外加东部沿海纽约周围的地区，集中了全美近70％的天使投资。加上加州一向都以全美最激进的态度推进环保。其地方政府（包括施瓦辛格州）以及民间社团都在长身体力行。该州有大批地方立法和行政规定来制止、废除碳排放的产业和工艺，甚至不允许在加州沿海钻探石油，为一大批节能产业创造了高增长的条件。加州富人纷纷更换太阳能屋顶（不是热水器，而是用于发电），纷纷改装氢燃料或高能电池汽车，环保业已成为精英时尚。政府决策和社会风气的改变为经济创造了新的机会，也为人民生活增添了新的精彩。美国《财富》杂志著名求职专栏“Ask Annie”最近说，据有关报道，在纽约附近地区、首都华盛顿和硅谷地区分别聚积着“上千的”高科技岗位尚无合适人选。与此同时，美国最抢手的技术职务的薪水正在创造有史以来最高纪录。机会最多的城市大多都在东西海岸，第一位是纽约/新泽西，接下来是华盛顿市、硅谷、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费城、达拉斯、亚特兰大以及西雅图。相比之下，中国地方政府的表现却往往叫人大失所望。即使在经济较发达的苏南，虽然承担着江苏省45％的GDP，却对环保问题无动于衷。最近的太湖蓝藻危机足以反映出当地行政官员的环境业绩。就连北京、上海那样自以为是的地方政府，也只会一味与其他地区拼抢基建项目，而断然不会用手中权力来营造一个具有未来潜力的，有特色的地方经济。如此看来，高喊大国崛起很容易，真正会当一个世界大国还是要有真功夫的。下边就是一款最近来自加州的环保新产品（也能让人们感到这个地方的创新活力）：位于加州圣卡罗斯的黛尔飒汽车公司已经造出全球第一款电动跑车Tesla Roadster，该车现在售价 9.8万美元一部，但公司以决定在2009年推出较经济的电动轿车。公司的投资商包括Google的两位创始人Sergey Brin和Larry Page。这大概是现在美国人能拿出来真正与日本厂商拼打的汽车了。该公司以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克罗地亚出生，但后来成为美国公民的，死前拥有700多项专利的发明家尼科拉·黛尔飒命名。黛尔飒曾经说过：“倘若不是为造福人类的终极目标服务，科学只不过就是一种变态”。（Science is but a perversion of itself unless it has as its ultimate goal the betterment of humanity.）科学是这样。那么发展呢？

――印度在升，中国在降，怎样才能保持发展后劲？不久前Bloomberg财经信息服务最近的报道，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大陆地区签下的风险投资（VC，或风投）协议出现了下降趋势。根据安永和道琼斯VentureOne的数据，中国大陆地区第一季度一共有36单VC投资协议，总金额3.435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从协议数到投资金额数都有下降。但是，能源领域（尤其是替代能源和清洁能源）的VC却增长6倍，达到1.248亿美元，而去年同期只有2200万美元。VC大举进入中国能源产业当然是件好事。西方舆论正在掀起一个讥笑中国为世界第一污染源的浪潮，面对它们的攻击，中国最好的回答就是拿出实际行动来，在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的业绩上迎头赶上。然而相比之下，其他产业所吸纳的VC却显得更加贫弱。根据商务部数字，中国经济吸引外资的数据继续攀升。今年头4个月，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金额比去年同期上升10.2%，达到204亿美元。但对科技产业，尤其是带自主知识产权（带中国人的专利、版权），可望马上投入商业生产的投入却那么少，经济发展怎样积累后劲？应该是人们警觉的问题。与此同时，另一亚洲大国印度的VC正呈现迅猛势头。据印度Financial Express报道，全印私募股权（PE）和VC总额从2005年的22亿美元陡升至2006年的将近75亿美元，增长300%。现在几乎全球所有大VC和PE投资机构都已经或正在在印度投资项目。如此强劲增长的原因，印度人说，第一是经济GDP持续保持7到9%的年增长水平（难道中国的GDP增长不比印度更快么？），二是印度的几个产业，比如说IT、电讯、医疗、金融、零售和汽车零件制造，都不断有新的企业上市，它们的IPO也都对海外投资者具有吸引力，三是因为2005数据的起点也确实较低。印度的数据是VC加PE，与单纯的VC不可比。但不论怎么说，一年75亿美元平均一个季度就是18.75亿美元，即使扣除4分之3，也是超过4.5亿美元，要高于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不到3.5亿美元。这些都是Google上随便都能找到的数字，但中国没有报道。出现了这样情况，原因到底有哪些？问题到底有哪些？好像媒体不愿正视，社会也不愿讨论。人们高喊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多年，科技企业，以及发明家、科学家创业真的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了么？他们真的能得到减免税的好处么？他们真的能得到更多的贷款么？他们真的能在工商注册上得到更多方便么？他们真的能从法律上、制度上免除地方官员敲诈和城管、消防、环卫人员的刁难么？人们鼓励青年创业，但我们眼前是事实是，整个中国，从上到下，仍到处充满对行政官员的阿谀奉承、无耻献媚；无数家长仍竞相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当公务员（其实就是无所用心的小官僚）。这是一个搞了30年改革开放的国家应有的风貌么？这是一种讲求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应有的社会环境么？

一边读诗，一边盈利（58）华夏文明是一个大陆文明――它的很多领袖人物，政坛的也好，文坛的也好，都是来自内陆地区。但这个文明一直对大海有种神往，对它的寥廓景色和恢弘气势羡慕不已。1000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位来自西北高原、有着四分之三鲜卑族血统的英雄在争战途中来到海边，一边了望大海，一边在心里嘲笑秦始皇、汉武帝的见识，一边发誓要在治理中国的业绩上超越他们。他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披襟眺沧海，凭轼玩春芳。
积流横地纪，疏派引天潢。
仙气凝三岭，和风扇八荒。
拂潮云布色，穿浪日舒光。
照岸花分彩，迷云雁断行。
怀卑运深广，持满守灵长。
有形非易测，无源讵可量。
洪涛经变野，翠岛屡成桑。
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
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李世民·春日望海）

之罘和碣石都是海边的地名，一个在秦皇岛，一个在烟台，秦始皇和汉武帝分别都去过那里搞过迷信活动。不过唐太宗抨击了他们的求仙虚妄（“霓裳”是仙人身上穿的彩虹制成的衣服），表示自己对那些一律都不感兴趣，而只要有一个和平、昌盛的天下。大唐帝国的制度的确颇具“海量”。金庸先生说，有唐一代不满300年，就任用了23位“外国”宰相――且不说为数更多的非中原籍的文官、武将。在接连推行改革20多年以后，中国在这方面的开放也尚未接近那个程度。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怎么会知道唐朝人是否把这23位人士都当作“外国人”看待呢？我们怎么会知道，说不定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关心谁是外国人、谁不是外国人这类的问题，而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当成世界，也把世界当成了自己呢！不过，金庸的这个提醒已经足以反映出当时的制度是怎样“有形非易测，无源讵可量”的。在全球化的时代，要想做好一桩生意，都必须学会利用全世界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以及他们的想法、建议，甚至西方人中间惯常见到的那种忿忿然地、捶胸顿足式的批评（当然也还包括把外国人中间那些光说不练的“烂仔”给安排到他们合适的地方去）。走向世界的现代中国企业家都要学会至少当一个“迷你唐太宗”。经济、科技的发展，远远比丝绸之路更加有效地促进着各民族的融和。笔者曾就职的一家设在北京的科技公司里，在一段时间内，竟同时有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同事，来自加拿大的董事会秘书、来自美国的技术总监、来自丹麦的国际营运总监、来自香港的公司行政主管等等。世界银行现任驻北京首席经济学家（印度籍）就同笔者讲过，在非洲很多国家里，现在经常是一两家中国企业就占当地吸引外资的绝大部分，甚至有的小国家已经完全是靠投身中国加工工业的产业链发展经济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把生意做到五洲四海去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发达国家的科技企业大量使用来自中国、印度的工程师已是人人皆知的情况。在克林顿时代，《财富》杂志上曾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美国国务院的电子邮件动收发、检索、提示系统就是根据一位伊拉克籍教授的算法而开发的，而领导开发这一解决方案的人也是一位伊拉克籍人士。只不过伊拉克战争后，这两位人士的状况却不得而知了。倘若他们境遇不佳，中国的CEO能否把他们用起来？

一边读诗，一边盈利（57）曾几何时，中国的文化人大都不是闷在家里编造文学的那种，大都属于社会上走南闯北最频繁的一类。从他们的文学里，人们看得出，那种异地体验往往收效颇佳。南方人通常办事的眼光和风格都很细腻，但一旦来到了北方，受到那种“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感染，很快就会从惯常的细腻中透出一股粗旷出来。细腻的观察加粗旷的气概更加难得。明清之交的江苏人钱谦益，也就是那个名女子柳如是的丈夫，在去北方的路上看见柳树时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日炙尘霾辙迹深，马嘶羊触有谁禁？
剧怜春雨江潭后，一曲清波半亩阴。长条垂似发参参，拂马眠衣总不堪。
昨夜月明摇漾处，曾牵归梦到江南。

尘土飞扬的道路以及路上行过的羊群是诗人平时见不到的，但是作为江南人，他又马上又带着极大之同情发现了路边的垂柳和柳下的积水；软绵绵的柳丝在马背和诗人的衣服上拂过，惹得他又想起了留在家乡的女人。词人吴梅是苏州人，有一首词写游历南北的生活以及对故乡的思念，也很有特色：

短衣羸马边尘紧，五年三渡桑干。漫天晴雪扑归鞍。旗亭呼酒，黄月大如盘。 苦对南云思旧雨，杏花消息阑珊。新词琢就付双鬟。紫箫声里，看遍六朝山。（临江仙）

所谓“桑干”就是《太阳照到桑干河上》的“桑干”，穿过太行山的一条河流。其中“旗亭呼酒，黄月大如盘”真是绝妙至极。在冷飕飕的寒风里对着又大又黄的月亮喝烧酒，一边对着店小二大吼“再来二两”，真的只有在北方才能有这种享受。钱谦益、吴梅的诗词还不算完全的“北方化”，因为一看就知道作者是南方人来到了北方，并且还在思念南方。但也有的南方人，真的做到了跟北国风光“打成一片”，比如说上海人王鸿绪，康熙年间因公干途经河北献县（曾经是一个挺穷的地方），就写下了这样一首连北方人都不得不佩服的诗：

客久驰骋惯，凌晨献县过。
黄云连巨鹿，红日散滹沱。
地势迎关壮，山形入冀多。
无边临眺意，俯仰一高歌。（献县）

所谓“巨鹿”、“滹沱”都是华北地名。诗做到此，竟连一点江南文人的气味都找不到，倒是挺符合正在兴亡阶段的大清帝国的劲头。钱穆先生曾说过，只有致力解决落后的内地，尤其是北方的问题，中国的事才会“上轨道”。发展市场经济，何尝不是如此？治理不好北方（就像奴隶制下的山西那样），内忧外患一齐都会发生；只有让北方享受到文明，中国才会真正繁荣强大。

企业家读史（73）这是孔子说的：“德不孤，必有邻”（论语）。意思说只要你是有德行的人，即使走遍天涯海角，那里的人们都会乐于跟接纳你，与你作邻居的。这种见识被后世儒生抛弃很久；他们热衷于搞华夷之辩，就跟到现在还有人强辩说普通话是“满语化”的汉语一样（接纳一些满语的词汇、发音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跟阶级斗争”也不是汉语原创概念，“迷你”、“PK”在汉语中大量使用一样）。只有到了现在，当中国商人现在重新又把生意做到海外去的时候，把这条古训从华夏文明储藏室的角落里捡起来，揩去上面的尘土，发现它竟然是那么沉甸甸的一块真金。一个发展中的中国怎样与周边民族以及远方民族相处？中国商人怎样与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以及新闻媒体相处？怎样模范遵守国际商业准则，又怎样参与新准则、新秩序的制定和维护？这些问题，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人，不得不认真考虑。至少，中国不能给外界造成一个忽视民权，雇用童工，动不动就靠大量廉价货、假货冲击当地市场的形象。 宋人朱熹曾写诗为孔子的话作注解：

德者人心之所同，苟能有德类斯从。
不须闭户嗟寥落，但立诚心自用功。（必有邻）

不过这个注解不算成功，没有说明“自用功”里“用”的什么“功”？是静心打坐（那时儒者是要打坐的）或埋头读书吗？是纠缠别人非要叫他们接受自己的文化标准吗？宋明理学“内圣”“外王”联系不起来，光会说大话，这也是典型的一例。其实，“必有邻”的言下之意，是要去跟左邻右舍打交道的，否则的话，“邻”不“邻”有什么要紧的？老子奉行“单边主义”也行。老夫子的意思，应该是在与邻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以德行去影响他们，获得他们对自己的理解和认同，是一种道德的感召力。根据商务部的数据，从2004到2006三年，中国每年的海外直接投资增长都比上年超过70%。今天，在中国商人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除了可以指望有一个足以抵御外侮的祖国后方之外，依然没有坚船利炮可依靠，没有可能像建立滩头阵地一样建立几个只说中国话（甚至某个中国方言）、只卖中国东西的中国商业城就能把生意融入当地社会。我们只能靠与全世界的人分享我们的机会，特别是中国发展的大机会。“大道本无我”（李颀·送暨道士还玉清观），华夏文明的先贤（尤其是执道家学术的）认为最大的善一定是会让天下人都受益的。这也正如唐人笔下的大好春光，无处不在：

芳草和烟暖更青，闲门要路一时生。
年年检点人间事，唯有春风不世情。（罗隐·赏春）

或者中秋明月，映照万里：

无云世界秋三五，共看蟾盘上海涯。
直到天头天尽处，不曾私照一人家。（曹松·中秋对月）

其实，海外华人的成功企业，远远不是仅仅打理几座中国城；做得好的，也都要靠与当地人民分享发展机会。一个案例就是马来西亚的皇家雪兰莪公司（Royal Selangor），全球最大的白�J（一种做礼品的锡合金，英文pewter）和礼品生产商，现已发展成该国政府和人民都引以为自豪的名牌公司。这不是因为它恪守家族企业的传统，而是因为它组建了有职业经理人参加的董事会，并收购了西欧北美的本地品牌。按照现任CEO（创始家族的第三代传人）的说法，Royal Selangor已实现了“家族拥有”和“职业管理”的最佳结合。最近在风险投资领域的一个例子，是某一姓吴的（海外拼法为Eng）的华人青年2005年创办的，仅仅拥有8名员工（包括他自己）的Bellevue“健康搜索引擎”。最近他的公司被美国时尚刊物出版商Meredith集团收购。Meredith麾下出版物包括家政，家居，亲子各个方面，如Better Homes，Gardens，Parents以及Ladies’ Home Journal。收购完成后Bellevue将与Meredith的在线刊物实现一体化。瞧瞧，“华”“夷”两家最终合为了一家。以上这些，是不是都可视为“德不孤，必有邻”的现代注解？

企业家读史（72）某些友人呼吁重建国学，结果遭到别人的讥讽：不就是想在现有的体制中再加上一些机构、一些机构里的头衔和就业编制、一些行政经费吗？不就是想为自己捞个一官半职吗？结果交流只一个回合，双方就拉下脸皮吵起架来。可为什么不静下来好好想想，我们都是从没有国学，或打倒国学的年代过来的人，自己却是怎样接触到了国学呢？经常不是通过背书，不是通过听报告，不是通过任何强制性的学习，而是通过一种近乎夜来春雨似的感动。事实上，不少人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心路历程，经常是从古典诗词开始的。诗词里有极动人语汇，也有极伟大深刻的胸怀，永远是活在中国人心中的道德、审美的基础教养。现代诗人舒婷仍一一记得，自己怎样一首一首地吟诵诗词、一步一步地接近它们的精神内涵的，从幼年把“清明时节雨纷纷”当启蒙儿歌，把“床前明月光”当识字课本，到初一时学到“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初二时读“三吏三别”……这就是文明的传承。杜甫的“三吏三别”，写在安史之乱期间，其中字字句句，谴责乱贼，企盼英雄；寄语官吏，忧关平民，历来被称为“诗史”，表现出一种现代政治评论家式的儒者风范。仅《新婚别》，古人就说“如怨如诉，如泣如慕，一腔幽衷，令人读不得”。这样的篇章本身就是儒家经典。相比之下，听当今学者就所谓国学问题而相互对骂，心里的感觉，却完全好像是文明被扫地出门。在他们的言谈话语中，哪有一星半点仁义忠恕？哪有一点半点君子胸怀？除个别字句之外，将他们辩论的方式跟村野匹夫或街头悍妇的争吵相比，本质上有什么区别？或许也可看看美国人是怎样发扬他们的“国学”的。多年来基督教出版业的青少年客户一直在流失，世纪之交时，曾有出版商担忧再过不多几年，整个市场分层或将消失。然而就在这时，具有200年历史（比美国历史稍短一点）的Thomas Nelson公司在2003年7月推出了Revolve（回旋），一个专门针对13到16岁少女的，封面花花绿绿的《新约全书》版本，之后几个月内就销售了15万册，以至公司预计这个《圣经》版本每18个月就可再版一次。此后美国青少年读物市场上各种新版宗教读物蜂拥面世。随后，针对各年龄段男女青少年《圣经》，一边追述着基督的事迹，一边针对青少年读者怎样约会、怎样打扮，怎样处理学业，怎样与父母相处提供贴士（小建议），促进了社会上基督教和保守主义的兴盛，也可以说是美国“国学”的一场半大不小的复兴。用一位宗教读物出版商的话说，就是“用好莱坞的语言转达一个不同的主张”。相比之下，某些中国人关于重振国学的呼吁，除了振臂高呼还是振臂高呼，是否显得太苍白、太没有内涵了？按中国人的说法，那可真是“赔本赚吆喝”――世界上有什么买卖，光靠振臂高呼就能做得成？最后想到，还是老夫子说得好：“不学诗，无以言。”

一边读诗，一边盈利（56）长城脚下有无数劳工的尸骨，但也有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废墟――以及这个帝国的荒谬政治理念和组织模式。对于什么是强大，秦朝统治者的见识，现代人看起来就像好莱坞的电影，以为强大就是刀枪不入的机器人方阵，所有个体都按事先输入的程序行动。其实一个有竞争力的组织，偏偏是要以所有成员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的认同为基础的；他们之间的纽带，首先不是命令，更不是事先输入的一套指令，而是责任心，以及支撑着这种责任心的组织文化。文化的纽带，看起来没那么强大，却很有韧性，也很有渗透力。而机器人方阵的那套办法，看起来无比强悍，实际上却很脆弱，到处都存在事先未输入程序的“死穴”。在焚书坑儒的时代，人们就看到了很多以文化为武器与冷酷无情的中央集权相竞争的例子。清人陈恭尹感受最深的，是圯上老人向张良秘传兵法的故事：

谤声已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
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读秦纪）

同时代的丁尧臣则更看重的是焚书坑儒之后民间私藏典籍的努力。在他诗里的“书”已经是指泛指了：

百里骊山一炬焦，劫灰何处认前朝。
诗书焚后今犹在，到底阿房不耐烧。（阿房）

一个抽空了文化的制度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没意义的东西也无法指望得到的认同。正因为如此，秦朝灭亡以后两千多年来，统治者大多都不敢再玩（至少是肆无忌惮地玩）它的游戏。为了巩固统治，他们有的时候还要特别显得“文”一些，至少多做些宽容的姿态。汉朝（以及后来一些朝代）初创时的休养生息就是这样的例子――休养生息就是它们走向强盛的过程。所以唐人说“仁义寝邦国，狙暴行终始”（王无竞·北使长城）。他们看到事隔千年后还有人祭拜汉文帝（历史上少有的一位拒绝大建陵墓的皇帝），而相隔不远的秦陵却早已湮没在同样的青山秋草中无人理会了：

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
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许浑·途经秦始皇墓）

尽管时过境迁，人们却经常听说，企业管理无非就是对“底下的人”要厉害些。笔者就亲耳听到香港某上市公司老板炫耀，管理大陆的合资企业无非就是“催促、催促、再催促”（“always push，push，and push”）。每当听到这种言论，总有一种坠入时间隧道重返2200年前的长城工地的感觉（或者倒退到奴隶制下的山西砖窑）。实际上，在现代社会，老板一味“push”经常会适得其反。笔者一位友人，从一家国际公关公司被一家民营公关公司好说歹说聘去“开拓新业务”。没想到去了后就被老板要求去带领手下搞“会战”，一会儿“大战七天”，一会儿“大战20天”，简直以土方工程的速度完成向甲方公司承诺的文案、制作、会议、展览、推广等业务。过了两个月，他就以“没时间思想”为理由辞职了；但私下里，他说的却是“告别秦始皇”。那些一度跟他一起没日没夜工作的基层员工也随之相继离开，而那家民营公司的业务还是没能提升起来。只要管理中不能真正体现文化的价值，那么企业也就绝对提高不了档次，正如那些在山西开砖窑的人（以及他们的保护者）也总归做不出什么能见天日的生意。秦始皇当时也宣称要让天下“男乐其畴，女乐其业，事各有序”，不管他是何用心，他肯定也是希望自己建立的统治能永远延续下去。但事实上，他为什么偏像唐人说的那样“暴兵四十万，兴工九千里”（王无竞·北使长城），非要把国家折腾到顷刻瓦解？正像那位民营公司老板的目的是把公司的服务扩大到新的领域、新的产业，本来也是很富有创意的想法。但他为什么却采用生产线的方式管理这种高智商的服务？难道就不能预见到他的管理方式与公司员工、业务之间已是多么的不和谐？这些都是在不同时代把员工（或人民）给“push”到了反面的案例，都是领导力失败。按照管理学的定义，所谓领导力（leadership），就是要调动一个组织内的成员共同行动，并营造一种环境，使他们完成共同行动的目标。可见凡是一个组织把自己折腾到事与愿违，其领导力就已破产，如果不做人事调整，全局的崩溃也势必接踵而来。唐人徐晶正是这样看的：

秦王按剑怒，发卒戍龙沙。
雄图尚未毕，海内已纷��。
黄尘暗天起，白日敛精华。
唯见长城外，僵尸如乱麻。（阮公体）

“雄图尚未毕，海内已纷��”――这是一个曾经“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领导力的破产，一个惊心动魄的败局。

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群体中，唯一的经济学家出身的保罗·克鲁格曼（曾以预言亚洲金融危机著名）6曰15日发表文章谈美国人与欧洲人身高差别所反映出的社会、经济问题。美国人的身高曾经高于欧洲人，但现在已被欧洲人（欧洲发达国家）超过。克鲁格曼认为这反映出美国过长的工作时间，以及美国人，尤其是儿童过量的快餐饮食，对美国人生活质量所产生极大负面影响。克鲁格曼的言论，对于日趋紧随美国风尚之后的中国城市居民，也不啻是敲响了警钟。那些热衷于无限加大工作量或作业量，极度缩小多样化生活的中国企业和学校（首先是教育部），真的应当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民族造福还是制造隐患？克鲁格曼发自伦敦的专栏说，最近到欧洲旅行，发现欧洲人对美国人开始低头相视，倒不是因为美国反恐战争中虐待战俘的无道行为，而是欧洲人的身材都普遍增高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感觉，而是有实证研究作为基础的一个论断。根据最近一期美国《社会科学季刊》上一篇由经济历史学家John Komlos和Benjamin Lauderdale发表的调查显示，美国从独立以后到20世纪20年代都是世界上身高最高的国家，但现在已经普遍比西欧和北欧人更矮、更胖。“事实上，在发达国家的行列，美国人的身高现在已接近底线。” 而且美国的富人要比西欧的富人矮，美国的穷人也要比西欧的穷人矮。调查论文的作者认为身高是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下人体组织是否发育良好的一个指标。（“Height is indicative of how well the human organism thrives in its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而对于当今美国来说，他们的调查发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克鲁格曼说，虽然一个社会的平均身高与人均收入相关，而美国的GDP仍然远比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要高，但是美国人已的确称为一个“快餐民族”（Fast Food Nation）。美国儿童比欧洲儿童在餐馆就餐的次数更多，饮食结构里的脂肪和低营养能量（如糖）也更多。那么高的快餐消费也反映出美国人更少的闲暇时间，克鲁格曼认为，特别是美国人比欧洲人更长的平均劳动时间。父母工作时间越长，儿童得到的关爱也越少。克鲁格曼还援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最近在在21个发达国家里一项调查，表明在儿童的健康安全，相互友爱，水果消费，体魄锻炼等方面，是荷兰高居榜首。无独有偶，在两位经济历史学家的调查里，荷兰也正好是世界上平均身高最高的国家，比美国非西裔白人平均身高高出几乎3英寸。而美国只排到第20名，甚至低于波兰、葡萄牙、匈牙利，而仅仅高于英国。其他的调查也显示，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发达国家里的排名，也不算高。克鲁格曼最后写道：“一个爱挑剔的欧洲人可能这样形容今日美国――那是一个父母整天瞎忙，儿童受到忽视，医疗昂贵但又无法惠及最需要者的国度，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社会却不知为何仍然充满了无礼、粗野、以及身材短小的人。”（A critical European might say that America is a land of harried parents and neglected children, of expensive health care that misses those who need it most, a society that for all its wealth somehow manages to be nasty, brutish ― and short.）作为克鲁格曼文章的编译者，笔者只想再加一点――支持美国高GDP数据的因素，恐怕除了美国人的超常付出之外，也有克鲁格曼文章里体现出的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一边读诗，一边盈利（55）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曾有很多人（六国贵族）想刺杀他，但都没成功。可为什么他的庞大帝国，竟然让陈胜、吴广这些劳工、奴隶一下子就给捅穿了个大洞，从此垮下去而不可收拾？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它的组织模式，也就是它推行的强制奴役。学者把社会组织分为三种“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一曰“强制”（Coercive），二曰“心计”，或“计算”（Calculative），三曰“合作”（Co-operative）。在强制的组织模式里，人们工作的动力只有惧怕。而陈胜、吴广之所以揭竿而起，就是他们知道连惧怕也没有用了――因为按照秦朝的规定，自己已经必死无疑，除非以不怕死的心态面对命运。更重要的是，天下的陈胜、吴广还有成千上万。据说建秦陵时一度征用劳工达70万之多。加上修长城的据说30万到40万人，还有其他开公路、挖水渠的浩大工程，想必当时全国的“壮劳力”已被征用得所剩无几。这些工程的残酷程度，从当时“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的民谣中，人们都不难想见。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力量，惧怕的效益有一个临界点，到了这个临界点它的曲线就会陡然下降，这个临界点就是陈胜、吴广的出现。这也是中国社会管理上的一个“潜规则”。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只会是一人奋起，天下响应；一处突破，全盘瓦解。这样的历史教训，被后世诗人反复吟咏：

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
虽然万里连云际，争及尧阶三尺高。（汪遵·长城）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
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胡曾·长城）

“尧舜时代”是否太平自不可考，但尧舜崇拜是民间心理；跟这种民间心理的高度相比，秦朝政治的落差的确太大。在现代企业里，像秦始皇那样的肆无忌惮已不再行的通，但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仍普遍存在，其出发点都是强制，都是威胁员工，都是凭借员工内心的惧怕来推动公司的计划。但正如秦朝必然自食恶果一样，这些企业的也难免沦为最差的一等――因为它们通常只能请到素质最低、最没有责任心的员工。这样的员工队伍的对外竞争力肯定是最弱的，而对内，引起纠纷的概率又无疑将是最高的。 明明是一种最危险的制度，但它的拥有者却偏偏是最肆无忌惮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迷信暴力（就跟现在迷信GDP数字一样）。秦国吞并六国的时候，的确是个无与伦比的强国。它的国力、尤其是它的谋略、它的军事机器对谋略的执行力，以及它进行战争的精密化程度（西安兵马俑手中弓弩据说制作工艺高度标准化），都远远胜过它的对手。在当时的地球上，据说只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能在对外征服的效率上与之媲美。大概也是出于对胜利的极度陶醉，秦始皇才一边如此肆无忌惮地推行全民奴役，一边如此专注地追求长生不老，好像他什么都无需害怕，什么也无需操心。而恰恰此时，这位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却想像不到，自己身边竟聚集着怎样的一群低俗龌龊的小人，怎样的一堆危险？正如唐人王翰形容的：

……
当昔秦王按剑起，诸侯膝行不敢视。
富国强兵二十年，筑怨兴徭九千里。
秦王筑城何太愚，天实亡秦非北胡。
一朝祸起萧墙内，渭水咸阳不复都。（饮马长城窟行）

那些给秦始皇四处张罗，寻找不死灵药的人；那些告诉他国家内部已不存在危险，唯一威胁就是北方匈奴的人；那些替他在各地驱赶劳工、大兴土木的人；那些平日为他营造权力顶峰，等他一死就即刻谋害太子和将军的人；那些为他撰写诏书、法律，转过头来又与阴谋者合作的人……那个制度中的每个人都在一个近乎完美的“祸起萧墙”的历史剧中完美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如果说老天想让秦朝垮台显然缺乏证具，但每一环节都已职能败坏、每一成员都已道德沦丧的制度，倘若不垮也是“天理不容”。经过了几乎无数次战烟滚滚、征马萧萧，在秦朝垮台上千年后，轮到金国人高宪登上长城的时候，他所见到的只是满目凄凉：

……
岂知亡秦非外兵，宫中指鹿皆庸奴。
骊原宿草犹未变，咸阳三月为丘墟。
黄沙白草弥秋塞，唯有坡�u故基在。
短衣匹马独归时，千古兴亡成一慨。（长城）

可是诗人为什么要在这时“短衣匹马”独自来伤吊长城？是不是因为他预见到又一次兴亡巨变的来临？看看充满动荡、血腥、暴力和战争的金国历史，人们或许不难理解。

一边读诗，一边盈利（54）周末闲翻都市报，郁闷，因为又看到了一大堆不知所云的广告。不由得想起，王昌龄的绝句“秦时明月汉时关”（出塞）即使叫现在的小学生读也没有生字，为什么偏偏这首诗要被古代评论家称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有的现代人解释说，诗人的秘诀就在于了解到“诗歌语言之美，往往就表现在似乎很平凡的字上”，于是他竟然能把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的大国雄心，和平理想，军人勇武，和奋斗精神表达在区区28字之中。可惜现代人经常不懂这点，以为简洁总是一种小东西。其实简洁的容量很大，甚至也能容纳华美。在另一首边塞诗里，我们看到了镇边士兵战前party的情形。那种军令下达后的豪饮是决心赴死者的精神宣泄，充满了灿烂的狂热――不过写得照样简洁：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争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

如果两句华美仅仅是一半，还有四句华美的例子：

碧瓦楼前绣幕遮，赤栏桥外绿溪斜。
无风杨柳漫天絮，不雨棠梨满地花。（范成大·碧瓦）

没有难懂的字句和典故，但有批评家说这首诗不仅仅是写景――春光即将过尽，官府依旧沉醉，谁知道他们在低垂的绣花帘幕后边都干着些什么呢？一个处在侵略战争威胁下的国家，怎么消受得了如此冷漠的华美？ 同样的道理，简洁也能容纳曲折。在“葡萄美酒夜光杯”里，有的评论家指出：“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o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可见其间意思已经不止一层了。在“碧瓦楼前绣幕遮”里，评论家还看出了春秋笔法――虽然春秋笔法总是一种猜测。在下边这首诗里甚至还包括难以表达的复杂情愫，虽然连一个形容词都没用上，只有一个“疑问句”：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夜雨寄北）

还有一个几乎是百感交集的例子，甚至连一个表达转折的词都没有使用――当然，它的作者必须是最大腕级的人物：

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这是说在安史之乱把国家折腾得几乎散架后，谁想到竟然在远离长安的地方，在风吹落花的时节又见到了当年的皇家乐师李先生！评论家说：这28个字中，“于今昔盛衰之感，与彼此漂流转徙之苦，会合之难，都无一字明说，但于末句一‘又’字，而往事今情，一齐纳入矣。”简洁的语言既可爱又实用，难怪如今全世界的“商业传播”课程都奉简洁平易为最高境界。唯一的例外，好像只有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的一些文案高手、创意大师们。

一边读诗，一边盈利（53）有人爱聚众狂饮，有人爱独处静思，有人说这些都属于不同的风格。但“风格”有时有更深的意思。文学家把少陵诗风定义为“沉郁顿挫”，但沉郁顿挫未必是艺术，而更多的应是内容。其实单就形式而论，杜甫并没有什么重大发明（没写过“梨花体”什么的）。但是无论是歌咏风物，感叹机遇，怀念亲友，还是咏史怀古，他都每每以时事评论入诗，指陈朝政、披露民情，分析军事和外交……就像是现代报章上的那种最揪心的专栏文章一样，代表了社会上那些最敏感的人和他们的忧患意识。后来的很多人写诗都想学少陵诗风。据说学得最好的一位是李商隐。比如：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谊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库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重有感）

评论家说这里有杜甫“诸将五首”的味道。正如少陵诗风首先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能学它的人也必须具有相似的政治意识。从李商隐诗集中可以看出，不论诗人是否效仿杜甫的手法，他的确都继承了杜甫的政治敏感和忧患意识。国家正陷入一些问题的包围之中，民族的精神也因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受到消磨，不把这些问题说出来就感到有悖于公德，有悖于儒者的恻隐之心，这才是沉郁顿挫的实质。其实，有时“沉郁顿挫”甚至都不用着文字来表达，看似轻松的文字也能传递叫人心情一点也轻松不起来的信息。杜甫写给成都驻军将领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赠花卿）云云，据说就是要讽刺他的骄奢淫逸。这个，李商隐学得也很到位：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
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
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杜工部蜀中离席）

这里的“笔力”像不像杜甫的“秋尽”、“登楼”等作品？可惜的是，那时所讽刺的东西，直到现在中国人也不陌生：每当生活稍微有些繁荣、稍微有些自由，就四下可见醉生梦死、颠倒人生的场景。面对“创业精英”、“成功人士”纸醉金迷的“风格”，或“产业重镇”、“超级企业”怠慢顾客的“风格”，那些不愿认同的人们该怎么办？在文化上，或许他们只有咬紧牙关，坚守那座“沉郁顿挫”的高地。

一边读诗，一边盈利（52）士大夫们夹在中央集权的强悍君主和散居广大国土上的沉默无语的农民之间，几乎命中注定就要扮演悲剧角色：每当他们有超前见解的时候，向两头都难以寻求支持。从战国时代屈原的故事里就能看出这个宿命。此后，士大夫阶层能为中国造就的杰出人才，便一个接一个地沿着屈原的路走下去，像他一样生前得不到社会承认，直到在潦倒中死去后才被社会重新“发现”。杜甫也是这样。在安史之乱前，当他在长安城里“飘”的时候，并没有多大名气。那时走红的诗人是王维、是李白，可见人们追捧的或是飘逸才华，或是山水闲情，并不大欣赏他那种“山雨未来风满楼”式的紧张，以及那种带些讽刺和批判的风格。只有到盛世歌舞被雨打风吹一扫而空，人们才开始认同他的紧张感和批评性。“古今吟不尽，惆怅不同时”（贯休·读《杜工部集》二首）：政治的悲剧让文化找到了典范。正是面对急转直下后不再辉煌的国家命运，人们才体会到了杜甫诗的典范价值。韩愈喊出了“李杜文章在，光焰高万丈”（调张籍）的口号。而站在杜甫墓地前的裴谐虽没喊口号，信念却同样坚定：“名终埋不得，骨任朽何妨？”（经杜甫坟）大概是徐介首先把杜甫比作屈原的：

手接汨罗水，天心知所存。
固教工部死，来伴大夫魂。
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
消凝伤往事，斜日隐颓垣。（耒阳杜工部祠堂）

湖南和尚齐己更是直接把对死者的悼念变为对君主的谴责：

鹏翅蹋于斯，明君知不知？
域中诗价大，荒外土坟卑。
瘴雨无时滴，蛮风有穴吹。
唯应李太白，魂魄往来疲。（吊杜工部坟）

这是在责问君王：你们把自己国家的最有创造力的人们都折腾成荒野孤魂，还想在历史上留下“明君”的称号吗？哪又有这样的“明君”？说起杜甫，人们也难免想起了李白：两人都是在唐初文化（尤其是贞观之治）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怀有高尚道德和宏大抱负的青年英雄，然而僵化的制度（尤其是唐玄宗后期）却容纳不了他们；两人只能以无以伦比的赤诚和才华记录一个空前盛世的没落和崩溃，直至把自己的生命也写了它的安魂曲中。如此悲剧，焉不让人心碎？

一边读书，一边盈利（51）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时代的副主席董必武曾经告诫子女，在学习的时候要切忌“一得自矜”和“浅尝辄止”，这两点颇能概括知识分子在实践中经常要出的问题。什么叫一得自矜？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是清人黄景仁写的一首诗：

男儿作健向沙场，自爱登台不望乡。
太白高高天尺五，宝刀明月共辉光。（少年行）

诗本身写得也不错，读起来俨然一个青年武士即将奔赴边塞。诗中的“台”大约引的是单于台的典故，那已是在今天呼和浩特市以西的什么地方。而“太白”，就是秦岭的主峰太白山，也是在陕西。其实作者当时只不过是从老家武进（今天的常州）游历来到扬州，两个地方都在江苏省内的长江沿岸，即使在古代也有频繁车船往来。出了家门没多远，就有了一股登单于台、望太白山的感觉，跨度未免太大，别是给哪次考试的好成绩给烧这样的吧？什么叫浅尝辄止？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是清人陈维崧写的一首词：

分手柳花天，雪向晴窗飘落。转眼葵肌初绣，又红倚栏角。 别来世事一番新，只我徒犹昨。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好事近）

乍一读罢觉得这也是不错的一首词，好多集子里都选了它。说到历史就浑身打冷战似乎也通情理――反正当时清人刚刚入关，枪杆子、笔杆子的专政都挺厉害的。但是对不起，假如你是在讨论华夏民族历史上的英雄，即使为了安全起见，不写明任何历史情节（其实词人在别处也写过“西风流落丹徒，想刘家寄奴”云云），你的触动难道仅仅是打冷战吗？即使在夜深时你真的感到冷风袭来，你内心的风难道就不能更凛冽一些吗？看来这里边其实没有历史感，所谓“英雄失路”大约更多的是说自己，是为自己当不成英雄而辩解。联系到上一句对自我身世的哀叹，让人未免感到寒酸了。有了点成就便“烧包”，遇到了挫折便畏缩，都是一得自矜、浅尝辄止的表现。这样的表现，不论让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还是让那些有实践经验的人看了，都会让他们觉得未免有些浅薄。笔者就曾目睹有公司CEO（据说还是“著名”海归学者）手捧属下为他刚制作好的彩色PPT演示打印件，乐呵呵地一边翻着一边说：“哈哈！真牛！哈哈！真牛！”――不至于吧？演示还没给客户做呢！生意还远没谈成呢！

一边读诗，一边盈利（50）古人论艺术，说“生气远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精神）“自然”这种东西是难以故意剪裁出来的。但在现代社会，连大自然也只有极少地方，比如国家森林公园什么的，还保持着原始风貌，寻找“自然”又岂能容易？大概唯一的办法，就像是营造森林公园那样，故意留出一个空间、一块天地，让它形成“自然”的状态。正像英国《金融时报》不久前提到，人们通常最有创造力的时候，其实是洗澡、独处和旅行，而全球只有1％的商业创意真的是在办公室里产生的。这说明叫人有事没事都坐在办公室里，或者明知一时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还要坐在那里没完没了纠缠它，是对企业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不信你在下班的人流中做一个随机调查，或者仅仅站在本单位门口看看那些陆续走出来的人们――谁今天到底完成了哪些具体工作？或者更严谨一些，对同样的人群做一个跟踪调查，看他们在一年、两年、甚至五年、10年中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提出了哪些创意？实施了哪些变革？现代社会的人难有归属，精神失落，本来就已够可怜。他们的工作场所的管理者们不应该无端为他们增添更多的压力――因为这样做不但反人性，也不会有任何好回报。而之所以现在很多管理论著倡导“放手管理”（Management by walking about）、“走开管理”（Management by walking away）、“快活管理”、“灵活团队”等等，就是为了避免因为外界的竞争，而把企业内部搞得不必要的太紧张。最好让人们根本就忘记各自的职务高低、待遇差异。这样的工作关系，更能激发一群有想像力，有情感，也具有相当教育背景的员工的创造力。不久前在报上读到位于某开发区的一家公司把自己写字楼的一层物业的一部分免费租给星巴克和一家本地蛋糕房，以换取它们为公司雇员提供打折服务。但无意之中却为员工提供了一个休息时间聊聊天、甚至同事之间相互庆贺生日的地方。不久，CEO发现就连办公室里的团队气氛也随之改善，这才省悟到自己那个“决策小品”里的伟大意义：他让公司里朝九晚五的人们重新发现了“自然”。谁能小瞧“自然”？没有自然，哪有生机？于是耳边又响起李白的歌唱：

……
草不谢荣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
谁挥鞭策驱四方？万物兴歇皆自然。
……（日出行）

一边读诗，一边盈利（49）在订立管理程序的时候，有的企业领导人也是一味追求“鸿篇巨制”，而忽视像短诗歌或爵士乐一样的小品。尤其是一些从行政机关脱胎出来的大国企，或一些迅速扩张中大民企，往往去欧美大公司考察一番，就以为人家的管理真谛就在于一厚本一厚本的条条框框。但这未必符合实情。这不是说企业管理可以不要管理程序和技术标准。但在订立一切管理程序的时候，企业都要先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也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干什么用的？凡限制员工行为的管理程序，仅仅做到保证日常运转也就够了。倘若超出这个界限，就会起反作用。尤其在后现代的，不靠大生产线、大批量生产挣钱的企业，要想争取可持续发展，更主要的要靠团队成员在心智上的参与。也正因为如此，微软和索尼都把“刻意开放许多自由空间，使个人不至于被制度所限”当作一条经营高智力团队、创造思考型企业的一条基本法则。这方面的教训已有太多。从宋朝起，历代官制、言制就故意搞得无比复杂、苛刻，简直让治理国家的智力密集型工作沦为劳动密集型的工作。越这样一搞，那些有想像力、有责任心的士大夫就越无法施展，国家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也就越枯竭。宋人欧阳修就是一位受害者。因与范仲淹等人策划革新，他被两度贬官。被贬期间，牢骚满腹的他曾写下了一首诗：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画眉鸟）

连小鸟关在笼子里头都心情不好，更何况受制于人的人呢？宋朝的时候，社会上的文明已经很发达，工商业朝气蓬勃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大船全是中国的，无论是金额还是货物量都远远超过已被阿拉伯人阻隔的，原先骆驼背上的陆上丝绸之路。但从宋朝士大夫留下来的文化里，却很少反映出相应的大气，相应的潇洒――因为当局对士大夫的管理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为统治而统治，无目标地维持下去而已。本来治理国家是一个智力密集型的行业，可是宋朝做官的人却一点也不开心――太平年月里的范仲淹，王安石是如此，战争威胁下的张元�帧⑿疗�疾更是如此，苏东坡因为就是写了点诗讽刺当局（没有一个字直接批评），就被送进当时的秦城监狱，差点掉脑袋。很多年过去，但是那种管理体制，以及它的“无目标维持”的管理原则，真的已经成为历史了吗？当今世界上，人力资源成本经常已占到企业运营费用的50％以上（很多中国公司也达到这个水准了），在新兴服务产业（如咨询业）都高达70％或更多，员工的心情好坏、热忱与否，对企业竞争力的发挥可谓生死攸关。是让员工心情压抑地坐班？还是心情舒畅地参与？在订立管理程序时，企业领导人都首先要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换句话说，是把企业编织成一个笼子？还是营造成一片林子？

一边读诗，一边盈利（48）古代中国确实有金庸描写的浪漫一面，有不少的游侠出没江湖。游侠都是手中握有宝剑，身上怀有武功，也都过着没家没夜的生活。但人们喜爱游侠，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报私仇，是江湖上的君子。人们瞧不起的，是那些动不动就要在个人得失、小事小非上逞强的人。有唐一代，剑胆琴心，能营造出那么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帝国来，必定不能是靠一个小肚鸡肠的文化。那时很多士大夫都有剑，照现在的治安法规，是凶器，随时都可伤人、行刺的。但当时的人却把宝剑更多地视为君子风范的象征，是一种文化的象征。白居易有一首咏剑的长诗，在最后一节里写道：

……
不愿报小怨，夜半刺私仇。
劝君慎所用，无作神兵羞。（李都尉古剑）

而贾岛的咏剑，短短四句，将其中侠气一表无余：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剑客）

但说道自己，即使一生不受赏识，没人理会，也不会想到用手中的利器去说事――只有埋头把自己的心曲弹了又弹，希望总有一天找到自己的知音：

丈夫未得志，行行且低眉。
素琴弹复弹，会有知音知。（送别）

这种经历，张祜说他也有，想起来心里挺窝火的，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得忍着：

三十未封侯，癫狂遍九州。
平生莫邪剑，不报小人仇。（书愤）

刘叉的表达更有历史感和文化的精彩：

一条万古水，向我手心流。
临行泻赠君，勿荡细碎仇。（赠姚秀才小剑）

分清大仇和无足轻重的小纠纷，是当时人一个很普遍的见识，不像后来渐渐就趋于混淆了。有位湖南籍的僧人，叫齐己，诗也写得挺好的，也讲到了这一点：

拔剑绕残樽，歌终便出门。
西风满天雪，何处报人恩？
勇死寻常事，轻雠不足论。
翻嫌易水上，细碎动离魂。（剑客）

诗中的“易水”是荆柯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出发去刺杀秦始皇的地方。“雠”字此处是指琐碎的小恩小怨。为值得的事不惜牺牲生命；不值得的事连瞧都不瞧一眼――那时的和尚都活得都如此潇洒！人们由此可以想见，在中国曾经是一个伟大世界帝国的时候，它的臣民，最起码它的士大夫阶层，一定不能是像现在院校或机关里那样的庸俗氛围。

一边读诗，一边盈利（47）人们都知道纸上谈兵的故事：战国后期，赵国委任从没实战经验却热衷于侃兵法、侃战略的将门子弟赵括（而不是著名的廉颇将军）指挥军队阻挡秦国的进攻，结果就发生了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一次无望的角逐，以及40万士兵投降后被秦军活埋的惨痛的失败。凭什么用一个小孩子就去指挥那么重要的一场战争呢？后人一直忿忿不平，金人周昂就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婴儿偃蹇正堪孩，换得山西老将回。
往者不追来不戒，莫将家世论人才。（过省冤谷）

“莫将家世论人才”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倡议，但在一首只有28个字的短诗里却无法展开分析。总之在读这首诗的时候，人们不难想到历史上那些华而不实的贵族，还有那些秀外慧中、颇有精神贵族风貌的平民。到明清之际，广东人屈大均，一位一辈子都想跟清朝当局作对的诗人，试图从“体制外”的角度来评论这个问题，他引用的是战国时期（比赵括早些）传奇人物鲁仲连的故事：

一笑无秦帝，飘然向海东。
谁能排大难，不屑计奇功。
古戍三秋雁，高台万木风。
从来天下士，都在布衣中。（鲁连台）

作为齐国人，鲁仲连先是帮助赵国化解了一次国家沦丧的危机，后来又谢绝了赵国平原君的千金重谢，从此退隐海上而“终身不复见”。所以屈大均称他为布衣中的国士。但“从来天下士，都在布衣中”的说法并不比“莫将家世论人才”更加进步，因为它显得太绝对，好像是从另一个角度坚持以家世论人才了。而且诗人一辈子忠于一个活又活得窝囊，死又死得卑鄙（南明）的明朝，正好是最脱离天下布衣的一个体制。倒是唐人崔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看来更公允一些――他没说“从来”什么什么的，而说的是“大多”如何如何：

富贵难义合，困穷易感恩。
古来忠烈士，多出贫贱门。
……（感兴）

其实这里包含两个命题，一个是出身命题，但另一个命题更重要，那就是唐人的道德命题：大多平日知恩图报、做事讲原则的人，到关键时刻才能做得出壮举来。既要惯于靠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上奔波、闯荡，更要在奔波、闯荡中坚持做人的原则，至少不靠献媚、卖乖去混迹官场――曾出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得到过曾国藩提携的晚辈）如是说：

自从家破苦奔波，懒向人前唤奈何。
名士无妨茅屋小，英雄总是布衣多。
为嫌仕宦无肝胆，不惯逢迎受折磨。
饥有糗粮寒有帛，草庐安卧且高歌。（大潜山房诗）

刘生长在安徽农村，脸上有麻子，18岁做民团领袖，26岁进淮军领兵打仗。他写这首诗的目的显然不是像知识分子那样，闲得没事参与辩论。“名士无妨茅屋小，英雄总是布衣多”，诗人以自己的业绩为这首诗做了最好的脚注。

一边读诗，一边盈利（46）午饭后，办公室里传来某女士大笑不止。有人问笑什么。女士答：“在上网，偶然看两眼现在评选的魅力男生。”“怎么样？”该女士一向为办公室的风韵楷模，众人都想听她的意见。“说他们是男人呢，完全比不上小时候听说过的北方武士；说他们是女人呢，比不上任何时候的我。”随后办公室里一片寂然。在“魅力”泛滥、精神枯竭的现代中国，的确已距离少年武士遍地走的经典时代的中国太遥远了。研究古典文学的人都会时不时侃一侃唐朝，特别是它的“少年精神”。殊不知那时的“少年”（用现在的话也可以说是“美丽男生”）经常就是武士。《全唐诗》里就是这样。彼时的文化，充满了武士，侠士，猛士和既会自编自唱流行歌曲（足够原创）也会剑术的儒士。他们都是社会的活跃份子，喝起酒来能纵论时政，挥笔写诗能征服无数女人（包括现代那些还识文断字的），朋友一场能把自己的“钱包”（所有财物）随手相送，翻身上马能直奔大漠，把敌人杀得血肉横飞。那种境界，诗人王维是如此形容的：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四首）

平时风流倜傥，甚至奢华、骄横，但战时英勇拼搏，将生命置之度外，酷毕。这里透出一股贵族气概。但在大唐帝国，洋溢着这种气概的群体从今天的河北、山西直到陕西、甘肃，覆盖了好大的地域（现在不少是贫困地区）。这些北方少年原本就是初唐民兵制的社会基础和人力资源，其实只有极少人享受什么贵族待遇。他们在与草原部落的相处和竞争中长大，或本身就是不久前才转为农业耕作的草原部落的后代。“生长边城傍，出身事弓马”（李益·城傍少年）。他们的参加，为整个社会注入了英雄武士的文化。这是诗人沈彬的描写：

重义轻生一剑知，白虹贯日报雠归。
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问布衣。（结客少年场行）

这是李廓的刻画：

……
单于衣锦日行兵，阵头走马生擒得。
幽并少年不敢轻，虎狼窟里空手行。（猛士行）

这是张祜的讴歌：

少年金紫就光辉，直指边城虎翼飞。
一卷旌收千骑虏，万全身出百重围。
……（张祜·从军行）

北方少年为守卫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对他们武士精神的赞颂，还包括唐朝宰相张说写的一首别具一格的六言诗：

少年胆气凌云，共许骁雄出群。
匹马城南挑战，单刀蓟北从军。
一鼓鲜卑送款，五饵单于解纷。
誓欲成名报国，羞将开口论勋。（破阵乐二首）

一边读诗，一边盈利（45）每当有忠臣的形象出现，总在他的背后闪现出奸臣的黑影。自从南宋以后，每当人们谈起那些忠臣苦斗、惨烈献身的故事，也难免总要想起另外一个人，把他揪出来痛骂一顿。那人就是秦桧。现在有人说秦桧的不“忠”都是后人栽赃的。那些事都是皇帝指使他做的――不过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其实，在南宋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骂秦桧了。陆游有一首诗就是这样说的：

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
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追感往事）

诗的后两句全是借用王导的典故，意思是整个南宋朝廷惦记社稷江山的人其实没有几个。王导是东晋丞相，当时是最积极倡导恢复北方版图的官员。而诗的头两句，则是一个勇敢的论断。所谓“一秦”，就是参与谋杀岳飞的秦桧。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岳飞已平反，秦桧也已死去。但陆游并没有简单指他为奸臣，也没有仅仅指责他一个，而是批评朝廷里整整“一层人”。陆游还有一首拿东晋跟现实做比较的诗，里边提到了岳飞：

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
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感事）之二

这里说宋朝本来可凭借岳飞、韩世忠等忠臣恢复北方的地盘（且不管这样想与现实是否有太大的距离――至少聚集更多的实力），却白白丢失大好机会。东晋时王导退守南方，迁都金陵，就已算无奈；南宋却竟把金陵当作国家北方门户，把首都迁到了比金陵还要往南的地方，则更是可悲。照陆游看来，自从从宋高宗决定把国都迁往杭州（他觉得应该迁都到关中），帝国的雄心就已沦丧矣尽了：

鸡犬相闻三万里，迁都岂不有关中？
广陵南幸雄图尽，泪眼河山夕照红。（感事）之一

还有一首诗的题目很长，是“夜读范至能（范成大）《揽辔（音“配”）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
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泪沾衣。

作为被派往金国去的使者，范成大只说过那里的父老如何怀念北宋云云，而陆游却“借题发挥”，向满朝文武大喊：假如北方的老百姓知道你们是如何迫害忠臣的，又岂能仅仅是哭泣而已？他们还不得气得骂娘？陆游的这些话，后世评论家说是在“慨叹朝臣苟且营私，无人忧念国事，风气萎靡，东晋不如”，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对制度进行抨击了（当然他不是政治学家，提不出替代方案）。看来在一个很压抑，很无奈的环境下，忠诚定义，其实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向，不在于对谁听话，对谁服从，而在于是否替社会主持公道――在别人为了谋官、谋身而默不作声的时候，站出来指着制度的宫门大喊，抓住它的门环狠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言论里屡屡出现的“一层人”的概念――比如“诸公”、“公卿”云云。生在现代社会的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当一个大企业或一个地方政府搞得乌烟瘴气、毫无生机的时候，原因也不仅仅在于一个老总，而在于整个高层团队里都没有一个负责任，有本事的――安徽阜阳有过这种情况，湖南郴州也有过这种情况。但这“一层人”是怎样聚集起来的？对于陆游（而且也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却仍然是个无解的难题。

一边读诗，一边盈利（44）从“小李杜”的诗歌里，能发现两位诗人的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在很重要的篇章里说到吴越春秋的范蠡，也就是那位协助越国在战败后麻痹敌人，渐聚国力，最终东山再起，消灭对手的青年谋臣。“向来忧际会，犹有五湖期”。在蒙受朝廷党争严重打击后，李商隐登上甘肃泾州的城楼，大声宣泄愤懑。这一首诗竟在后来被评论家视为他的创作进入更加成熟的中期的里程碑：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g雏竟未休。（安定城楼）

诗的第三、四句，是通过追述西汉贾谊，以及东汉王粲的故事，哀叹自己年轻有才却不受重用。接下来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是后人传诵的经典，被认为是中国士大夫精英人生理想的最佳概括，那就是像范蠡一样（虽未直接点出名字），在做出扭转乾坤的大事业后归隐江湖。最后两句是比喻自己的处境，说想不到志向高远的凤凰，竟被猫头鹰猜疑是要争夺它嘴边的腐败食物。杜牧更觉得自己是满肚子锦囊妙计。不过，就像现实世界里的杜牧看着大唐帝国日渐没落帮不上忙一样，很少有人真的理解诗歌里的杜牧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这首诗后世评家称赞为“直造老杜（杜甫）门墙”的名作。可为什么诗人偏偏要想起时代久远的越国人范蠡呢？很多诗词选本都未做解释。按照古代的距离观，南京距五湖（今太湖）已不算近，距越国的中心会稽（今绍兴）就更遥远。范蠡生前与这片后来叫做金陵的地方也无任何干系。难道仅仅是因为诗人望见了水乡景色就想起了他吗？可能不是。范蠡是中国历史上决少的一位谋臣，他为一个战败国成功设计，并成功实施了它的重新崛起的战略。在他的诗里，杜牧何尝不是在哀叹六朝历史上都缺少范蠡式的人物？何尝不是在哀叹那些短命王朝的统治者竟没有人明白卧薪尝胆的道理（而范蠡正是这一措施的监督者）？又何尝不是在提醒他的读者大唐帝国也到了要卧薪尝胆的时候？更何尝不是在哀叹命运竟没有给他这种范蠡式的人才一个施展身手的机会？

>一边读诗，一边盈利（43）儒家文化里一个近乎宗教的层面，就是明知有些价值极难实现，却还是要矢志不移地坚持它们。尤其是在局势日趋危险，社会日趋动荡，个人前途也日趋黯淡的时候，那些站出来承担社会责任的人，甚至被自己肩头的责任压垮了生命也不放弃。他们的故事给后代留下的遗产，坚韧而美丽。否则人们不可能理解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那种即使错过了一切机会也舍不得放弃的企盼。当然，呕心沥血的企盼要有呕心沥血的表达。而用中国语言来做这样的表达，表现力最强的莫过于诗歌。因而有了李白那种如大漠长风般的呼号，杜甫那种秋江夜潮般的呜咽，也有了另一些诗人，比如李商隐的那种好像在烈火中焚毁的爱情。后世的俗文人经常纠缠李商隐那些说不清道不白的相思诗和失恋诗，有人说它们是伟大的性爱文学，也有人说其实是“老花匠”（或英文的womanizer）的流氓心理，更有人声称哪里有什么爱情，只是官场人事的暗示。其实，纯粹的文学分析、道德挑剔、人事猜测大致都不着边际。写相思诗和失恋诗的李商隐，与写政治诗的李商隐不是两个人，也不会有两个人格；既然他一生都在追求一个无望的理想（不过那不是官场钻营），他也会很自然地每每设想自己身陷一场无望的爱情。那决不是邻家小女就可领会的倾诉，或社交伙伴就能做得到的默契。不管诗是写给谁的，或者是否真的拿给她（或他）看过，诗中的意义，或已远远超出了具体时空的局限。听那些既不理解永恒价值，也没有毕生追求的人唠叨李商隐，就好像听从来都不知信誉有何价值的人侃如何做生意一样，实在不着边际。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深知身在情长在”，若不是把全部心血、整条生命都给搭上，又怎么会有这么深、这么痛的寄托？

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
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
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
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无题二首）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
远路应悲春��晚，残宵犹得梦依稀。
玉��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春雨）

人们是否曾注意到，为什么李商隐诗中的爱情从来就没春风得意过？他似乎有很多的艳遇，但他为什么从不像世俗男子那样炫耀？他好像有好多次诉说，但他为什么从来都没得到体贴的回复？为什么他永远都孤零零地伫立在世界的一个寂寞角落？为什么他永远都在企盼？但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春蚕到死丝方尽”那样的诗句，才被后人用来表达自己一生一世的关怀。 人们常说检验忠诚的尺度在于行动。但是在一个体制从辉煌走向没落的时刻，很多想采取行动的人却找不到行动的机会；他们的忠诚有时只能是写作，一个表达自己的行动。在大唐帝国“夕阳无限好，可是近黄昏”的时刻，李商隐本来是一位看起来离决策圈子不远，但仕途却很崎岖、很曲折的书生。由于不忍心看到体制一步步地败坏，他怀抱着极大的责任感，一边不断发表政治评论，一边在焦急和失望中像等候情人一样等待着命运召唤他去做他想做的大事业。本来在一个佛教盛行的时代，他完全有可以选择放弃，而且在他一生中，也确实有过学道、事佛的经历。然而他却没有放弃，总是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选择了继续去作儒者：

……
旧山万仞青霞外，望见扶桑出东海。
爱君忧国去未能，白道青松了然在。
此时闻有燕昭台，挺身东望心眼开。
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铭归去来。
……（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

这是说出于“爱君忧国”的关怀，自己未能像陶渊明那样及早归隐学道，而是像曾追随曹操出征的王粲那样，止不住地追求现世进取。类似艰难抉择的回顾，在李商隐的诗集里能反复读到。于是，虽因备受挤兑一辈子在官职上未能有任何“进取”，李商隐的政治评论和批评却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请注意那时人写诗不像现代人写诗是自我边缘化，而是某种程度上在参与政策辩论）。在讨论历史教训时他语重心长：“莫恃金汤忽太平，草间霜露古今情”（览古）；谈起宦官势力时他痛心疾首：“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重有感）；在声讨藩镇割据时他义正词严：“将来为报奸雄辈，莫向金牛访旧踪”（井络）；在反对战争决策时他遗憾深重：“几时拓土成王道？自古穷兵是祸胎”（汉南书事）。即使在发现自己的处境跟“欲回天地入扁舟”的范蠡的境界其实相差悬殊时，他也是这样对儿子说的：

……
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
穰苴司马法，张良黄石术。
便为帝王师，不假更纤悉。
况今西与北，羌戎正狂悖。
……（骄儿诗）

“司马法”和“黄石书”都是兵法典籍。从字面上解读，他是在督促儿子攻读兵法，去为国家排除边疆战争和藩镇割据的积患，而不要像自己那样去走考科举（即“求甲乙”）的狭窄道路。但在更深的一个层次上，他仍是在与自己的对话：他在责备自己，觉得自己为国家本来应该准备得更好、做得更多。这难道不是一种很累、很辛苦的生活方式吗？但它却是诗人自己的选择。

企业家读史（72）唐诗里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很多诗都是文官写给武将的。那些可能是拍马屁的，但也有的是出于真心。因为有的称赞的是不认识的人，有的甚至是为了纪念死者。凡是真心的，都体现着一种文武之间精诚合作、辅佐国家的精神。这种精神从李白、杜甫的作品中就能看出来。到日趋动荡的晚唐，从“小李杜”的诗集里，也能找到不少这样的例证。李商隐在一次镇压藩镇叛乱的行动中欢呼：

将军大旆扫狂童，诏选名贤赞武功。
暂逐虎牙临故绛，远含鸡舌过新丰。
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风。
早勒勋庸燕石上，贮光纶��汉廷中。（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

所谓“虎牙”、“鸡舌”都是借汉代官制指负责此项事务的唐朝将领和官员。“鱼游沸鼎”、“鸟覆危巢”是说叛军死期将至，平叛一定成功。“燕石”指汉朝大将窦宪出击匈奴，得胜后在燕然山刻石记功，而“纶��”就是皇帝的诏书。上边那首作品难懂，虽然不少选本也选了，总不如“相见时难别亦难”那么煽情。下边一首是杜牧的，写得也更直截。那是为悼念阵亡将军作的：

将军独乘铁骢马，榆溪战中金仆姑。
死绥却是古来有，骁将自惊今日无。
青史文章争点笔，朱门歌舞笑捐躯。
谁知我亦轻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长句）

诗中的“金仆姑”指箭，“死绥”指贪生怕死者。“青史”“争点笔”是赞颂死者以英勇战死名垂青史，而“朱门”“笑捐躯”则是谴责那些在国家危难时刻只顾寻欢作乐，甚至讪笑为国捐躯者的人们。诗的最后两句说自己也是性情中人，是为了正义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恨只恨没有手持武器上前线的机会，此处的“殳”（音“书”）就是做兵器的长杖。文人对武士的如此热情讴歌，在后来的时代里越来越少见。华夏民族似乎就此告别文武并举的时代。倘若废了文武之后文人真的能顶起武夫的作用，或者即便顶不上，自己能精诚团结，一心为公也就算了。但事实上，即使朝廷标榜文治，文人自己也要止不住地搞文人相轻。再退一步说，倘若文人相轻仅仅属于华夏民族的历史也就算了，一个更不幸的事实，是直到现在，不论在高等院校还是在政府单位，人们的相互轻视、彼此拆台仍比比皆是。即使在企业里，在不同的业务部门之间，比如说销售部门和研发部门之间，像上边那种发自内心的相互称赞也不是经常可以听到的。这是什么原因？有人赖素质，有人赖制度。但不管是赖谁，赖得有无道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竟一天一天地因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它取代。

精英主义笔记（3）在任何一个制度下，精英都是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较大影响的人。在当今社会，虽然旧时代的一些称谓和概念不再常用了，比如高贵血统、皇亲国戚，或者什么英明统帅、理论顶峰什么的，但人们给精英起的名字其实越来越多，什么权力核心、高层团队、精神贵族、商界重镇、文坛泰斗、传媒大腕、意见领袖、时尚先锋等等。各路精英的存在，以及他们对社会的无孔不入的影响（说得难听些，甚至连流氓都有大流氓、小流氓的区分），将怎样决定一个社会的人与人关系？怎样影响它的文化？怎样在它的制度上反映出来？这些问题，往往是比红头文件、头条新闻更深层，更重要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甚至比选举更重要。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政治学的前沿理论是越来越不看重民主形式的，比如一人一票什么的。当然，选举是民主的重要一环，但一人一票仅仅解决的是谁来选举的问题，至于谁来竞选，谁被选举，谁定规则，谁定议程，以及选举以后能解决什么问题，带来什么变革，创造什么机会等等，都还说不清楚。 以研究法国大革命历史名噪学界的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悌力（Charles Tilly）在他2007年出版的新作《民主论》（Democracy）中指出：“在一个政府制度之下，只要国家权力核心与公民之间的政治关系能够呈现广泛的，平等的，不受妨碍的和互有义务的协商，这个政府制度就是民主的。依照同样逻辑，一个政府制度的民主化，其内涵应是一个营造这种协商的演进过程，而一个政府制度的去民主化，则是一个削弱这种协商的过程。”（A regime is democratic to the extent that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its citizens feature broad, equal, protected, and mutually binding consultation. Accordingly, democratization consists of a regimes movement toward the sort of consultation, de-democratizaqtion a regimes movement away from it.）（189）在总结近50年的发展中国家经验时，悌力指出，民主永远面临着各种去民主化的风险，包括民众参与范围的缩小，新的政治不平等的出现，对协商机制的侵害和破坏，以及官民双方对相互义务的逃避。这样的看法，不仅对发展中国家适用，而且对即使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不靠谱。伊拉克战争是怎样发动起来的？战争发动之初美国国内有多少协商？政府对选民有多少承诺？前边说过，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整个美国，都是由布什身边少数几个新保守主义精英摆布的。这些人基本上同属一个圈子，老一代国际问题专家（如基辛格、布热金斯基）的话不听，新一代国际问题专家（如约瑟夫·奈）的话也不听，有学问的人（如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的话不听，有实践经验的人（如国务卿鲍威尔，诸多退休将军）的话也不听。这段美国往事，对稍有记性的人来说，都历历在目。中国改革过程中也不是没有类似的经验。80年代的农村改革，并不是按照哪个理论设计或引进模式来发动的，而是一个很大范围的，具有很大包容性参与过程，所以才能把民间的创业精神解放出来，也才有那么多中小企业的“异军突起”。相比之下，后来的福利改革，医改、房改、社保基金改革等等，好多都没有广泛征求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其设计者，大体是政府机关里的一批小研究生，而管理者则是少数无所制约的行政官僚。其实，古往今来，凡属这种小圈子领导下的封闭式改革，很少有成功的。前边说过，影响一个社会政治过程的精英圈子越少，越小，或者圈子内的人越具有相同的的背景（或情绪），这些圈子在社会政策上可能造成的偏差和危害也就越大。这正好是符合悌力以协商的参与度为标准来衡量一个政府体制是否民主化的做法。看看一个社会参与决策的精英圈子有多少，有多大，有多高的包容性和向上流动性，是判断这个社会中的政治协商过程是否广泛，是否平等，是否不受妨碍，以及国家权力核心与公民之间是否互有义务的一个重要依据。顺便说，悌力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专利――他自己指出，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银行和其他一些国际机构就已日趋明确地提出，市场经济的成功，需要一个广泛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性保障。这样一个立场的理论基础，首先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制度经济学。诺斯1981年开始出书阐述他的观点，指出只有技术进步并不能带来经济发展，必须还要有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性保障。他的最新著作是2005年出版的《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一边读诗，一边盈利（42）以前说过，汉族人远非能歌善舞，好多人一点也不懂得浪漫是怎么一回事；但社会上偏偏有些小文人追求“纵情”的生活。那种追求从明清时代就开始了。听那时的人侃“纵情”，现代人心里总不免别扭――那些打小没有经过多少体魄锻炼，体型弱小、干枯的江南文人，即使撒开了“纵情”，又能有多大的精彩？其实，在他们的时代，从政治、学术到社会、风俗都压抑得很。读书人标榜性情，其中也有个人进取毫无正路可言的原因。那是一种“破罐子破摔”，或者“既然破罐子破摔，索性就摔出大响声”的心态。从90年代以后中国大专院校里那些做不了研究，教不好专业，只会拉着女学生挤眉弄眼，或整天忙于走穴、捞钱的教师身上，人们还能看到那种明清士人心理的承袭。笔者的一位朋友，一边在中国顶级大学里做学术，一边找恋人，一边出刊物，一边办公司――“multi-tasking”，结果几年下来，论学术是捉到代笔，论恋人是打闹不已，论刊物已渐无新意，论公司则要不是有校办企业混乱的产权关系的保护，大概也分崩离析了。难道就不能停下来去过点儿相对平静，也更有创造性的生活么？不――他说他从他那样的生活里能找到“纵情”。这样的“纵情”是什么？是一种自由的表现么？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么？是一种人生境界么？似乎都够不上。文化人的纵情生活，有时纵然可以显得挺与众不同，但与众不同一阵而后，仍然是茫茫然的空虚。明人陈子龙与柳如是的那段恋情，乍一看就像天生的一出才子佳人戏，其实陈子龙再有才、再杰出也无法与礼教习俗相抗争；他只好与柳分手，把小女子打发走了事，尽管日后尽可以毅然决然地为不复存在的“大明朝”而奋勇献身。清人龚自珍忧国忧民，但据说他身上却集中着旧文人的“所有痼疾”，比如绯闻缠身，嗜赌成性，狎妓上瘾等等。一部《乙亥杂诗》，里边有“我劝天公重抖擞”的诗句，但也有大量与风尘女子感情纠葛的篇什。就连他的死，据说也与那些诗里的一段不了情有关。于是，笔者又想到比龚自珍晚些时候在世的一位叫黄人的写的一首词：

问情为何物，深似海，几人沉？算麝到成尘，蚕空遗蜕，生死相寻。英雄拔山盖世，也喑哑叱咤变哀吟。何况痴男怨女，天荒地老���帧� 沾襟，有千丝万缕系双心。总慧多福少，别长会短，欢浅愁深。无论人间天上，便一般，煮鹤与焚琴。牛女离长间岁，纯狐寡到如今。

世界上的“情”事，虽然一时间如同“麝到成尘，蚕空遗蜕，生死相寻”（闹得要死要活的），但到头来大多都是“慧（看破的事）多福少，别长会短，欢浅愁深”，几下子弄得不好，还叫事业生活两耽误，“煮鹤焚琴”的。的确。看看现在那些站在被告席上的政府官员，或者企业高管――他们谁都不是没念过书的工农干部，早年念书时大多也着实努过一把力（要不然也开始不了学生干部生涯），后来工作时也往往颇为工于心计。但是为什么几年过去，就一个个栽倒，被那些论为人、论才学、论姿色都毫无过人之处的异性所征服？堕落了不是？